为什么中国只有一个「北京时间」|真问真答

摘要: 实际上,中国现今仍未对国家标准时间做出明确规定,由国家天文台编制的《天文年历》中也从未使用过“北京时间”一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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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中国现今仍未对国家标准时间做出明确规定,由国家天文台编制的《天文年历》中也从未使用过「北京时间」一词。


「北京时间」,只是 1949 年之后,用于指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东经 120° 标准时间(GMT+8)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。而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代中国使用过的各种标准时制中,都包含了不止一种标准时间。


「北京时间」的产生,源于建国初广播电台的报时需求。作为当时最高效的信息传播媒体,无线广播的整点报时是向全国授时的最便捷方式。随着 1949 年 9 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,北平改名为北京,自中央以下各级广播电台报时呼号也都开始冠以「北京」称谓,「北京时间」由此诞生,并逐渐为民间接纳。


不过,「北京时间」并非立即在全国范围内通用。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撰出版的《天地年册》,截止到 1952 年年底,理论上中国仍然实行民国时期五时区的标准时区划分。最晚使用「北京时间」的地区是西藏和新疆,两地分别迟至六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末,才放弃使用东经 90° 标准时(GMT+6),转而使用「北京时间」


1950 年 11 月,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出版的《气象测报简要》,在计算时间时仍将中国划分为三个标准时区


特别是新疆,长期在「北京时间」和以东经 90° 标准时作为地方标准时间的「乌鲁木齐时间」之间摇摆不定;至今,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仍倾向于使用晚于「北京时间」两小时,接近当地地方时的「乌鲁木齐时间」


于新疆最西端昆仑山区拍摄到的日出景象。北京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 9 时 30 分,乌鲁木齐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 7 时 30 分


而在「北京时间」之前,中国使用的标准时间则先后经历了由「海岸时」到五时区的变化。


所谓「海岸时」,来自英文 China Coast Time(CCT,意为「中国海岸时间」),最早为英、美等国使用,用以指带世界标准时区制度下的东八区时间。


「海岸时」的产生,源于晚清时对外开放的各沿海城市和长江沿岸城市的需求。这些城市,因为最早接待进出港口的外轮、外商及侨民,迫切需要统一的标准时间。


有关「海岸时」诞生的准确日期,最详实可靠的史料是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在 1914 年《万国时辰统一会概略》中的记述:


以民国地舆旷漠,东西横亘七千余里,时间之参差不齐,尤不可无以标准之自来。西人之受聘于中国政府者日谋统一之法度,爰于民国纪元前十年(1902 年)正月一日会议于上海,承认世界标准时。又逾二年(1904 年)八月一日,全国之海关、铁路、电报各局所遂见诸实行,是则世界标准时于民国成立前八年八月一日已有全国行用之动机矣。


而推行「海岸时」出力最大的国家,当属在沿海沿江城市租界最多,势力最大的英国。除众所周知的上海外,实行「海岸时」的城市还包括威海、天津、汉口等地。而据香港天文台的历史资料,香港采用东经 120° 标准时也是始自 1904 年。


此外,「海岸时」的推行,对中国最早的电信系统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民国主要有线电信电报机关的发报时刻,大多来自上海、广州等海关大钟的授时。


于 1927 年建成的上海江海关大楼,其钟楼大钟号称亚洲第一,并使整座大楼成为上海乃至远东的地标性建筑


如果说「海岸时」来自英国,那么民国时期由官方天文机构制订的五时区标准时制则来自法国。


在位于法国的国际时间委员会(即前文「万国时辰统一会」,法文名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e lHeure)指导下,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,于 1918 年印发的《中华民国八年历书》里,根据国际通行的世界标准时区,提出了将全国划分为 5 个时区的方案:


一曰中原时区,以东经 120°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;

二曰陇蜀时区,以东经 105°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;

三曰回藏时区,以东经 90°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;以上三者皆为整时区也。

四曰昆仑时区,以东经 82.5°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;新疆及西藏之西部属之。

五曰长白时区,以东经 127.5° 经线之时刻为标准;吉林及黑龙江之龙江、爱辉之东属之。以上二者皆半时区也。


北洋政府之后,原中央观象台的业务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天文研究所接管。天文研究编写的历书,沿袭了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为 5 个标准时区的方案,仅在各时区的具体划分上略有差异。


采自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1948 年《天文年历》的中国标准时区划分图


由于当时交通、通讯条件的限制,使用标准时间的地区仍然限于国内经济、交通最发达的少数城市,并由海关、电报总局、铁路局等机构以电报、电铃和钟楼报时等形式,为普通市民提供授时服务。


而使全国各地民众对标准时产生明确概念的最早时期,还是抗日战争。


1939 年 3 月 9 日,在抗战中转移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标准时会议,决定:


我国标准时区仍照前中央观象台所划定,分为五区;并请中央研究院制定标准时区图,送由内政部通行各省市,转饬一律遵守。


该饬令从 193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,同时决定「在抗战期间,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,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。」


也就是说,这一决定在形式上使用修改后的五时区标准时;而在实践上,为确保战争时期指令传递的准时无误,全国都统一使用重庆所在的陇蜀时区(位于东七区,比今天「北京时间」晚一小时)的时刻为标准时。


与之相对的,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,则被强令在使用日本本土采用的东经 135° 标准时(东九区,比「北京时间」早一小时)。


一份中华民国中央广播电台 1939 年抗战期间的播音节目单,该节目单以重庆所在的陇蜀时间为标准时间。资料来源:《抗战八年广播纪》,2015 年,275 页


抗战结束后,五时区标准时还未及向全国再次推广就因内战的迅速爆发而停滞,换为了「北京时间」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最早的「北京时间」并非基于东经 120° 的标准时,而是另有来头。


1949 年 11 月 1 日,西安《群众日报》刊登了郑州铁路局西安分局一则更改列车时刻表的通知:「本路行车时刻自十一月一日起改用北京时刻(即较现行时刻提前五十六分)。」这里的「现行时刻」为陇蜀时间,经过计算,「北京时刻」为北京的真太阳时,即基于北京当时当地太阳中天位置而确立的地方时刻。


而这种以国都所在地的真太阳时来计时的制度,在中国历史里倒也是习以为常——它自古代中国有钦天监的时代以来,绵延千年之久,直到 1949 年建国前的半个世纪,才被西方的标准时制所取代。


参考资料:

郭庆生, 《中国标准时制考》. 中国科技史料, 2001, 22(3). 

郭庆生, 《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》. 中国科技史料, 2003, 24(1). 

任杰, 关增健, 《20世纪初我国标准时源流初探》. 中国科技史杂志, 2014, 35(2).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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